西藏征兆与占卜 [打印本页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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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21159 时间: 2006-12-27 21:19 标题: 西藏征兆与占卜
征兆和占卜，是藏族一种预测未来休咎的古老方法、我们知道，藏族先民也同其他民族的先祖一样，在长期生活、生产劳动的实践中，逐渐积累了认识客观事物的知识，像“东虹日头西虹雨”、“人黄有病、天黄有灾”等这类认识事物的前期现象。这些在生活、生产劳动实践中所总结出来的经验，说到底终究不过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。还有许多现象，也包括那些模棱两可的现象，由于人们受到当时知识水平的局限，于是便被视为是神秘莫测、难以捉摸的。可是，这些现象又往往直接与藏族先民本身有利害关系。这样就常常使他们迷惘不安。无所适从，因而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到‘“神灵能给以启示”上以指导其行动，求得“善则进行、恶则回避”、“转危为安、兔灾趋福”’。这就是学术界称之为“征兆迷信”（“前兆迷信”）产生的原因。
这时，一些原始宗教时期的巫师，根据他们平时所获得的一些带有偶然性的征兆结果，后来又偶然地与第二次、第三次的巧合，于是这些巧合就成了巫师们解释各种兆象的必然结论。这种“征兆迷信”的内容，也就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丰富并向前发展。到了后来，象雄本教传入藏地，藏族原始“征兆迷信”与本教的征兆迷信相互融合，其内容便更加丰富，直到吐蕃王朝前期；即（西藏王统记）所谓的“凡二十六代均以本教治理王政”时期，巫师（主要是以本教巫师的面孔出现的）已经完全被视为是能够解释征兆现象的专家了。上至赞普、下至一般黑头百姓，一有兆象，无不求巫师前来以决休咎。赤松德赞时期，本教徒为了驱走传播佛教的寂护（又译静命），就是用“雷殛红山、洪水冲走庞塘宫、闹大瘟疫”这种兆象，来达到打击印度佛教在藏区的传播之目的的。
至于占卜，同样也是藏族先民原始宗教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。所谓占卜，是指“占卜者用自然的，机械的或人为的工具和方法，向神灵询问过去和将来人事和其他事物的结果，并根据在占卜工具上所显示出来的兆文、信号等判断吉凶祸福，认为上述信号，就是鬼神的意思，人们根据这些得来的信息，作为自己行为的指针。
占卜的起源，应该略晚于征兆，因为藏族先民在生活、生产劳动实践中首先会遭遇一些不可知的“兆象”，而这些兆象，又大多数是大自然的赐与，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，而后来，人们又十分迫切地希望能够预先了解未来事态的发展情况，以及鬼神的态度究竟如何？于是较之征兆前进了一步的占卜术，也就应运而生了。这种占卜术，不像征兆那样只是自然的显示，而是由人们主动地来进行，是有预定的目的和计划的，它必须要先通过各种占卜工具，然后再通过藏族巫师或是其他的占卜人来进行解释。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，青藏高原藏族先民的占卜术发明权，应属于那些藏族原始宗教的巫师。
至于什么时候藏族先民开始从用“征兆”以决休咎，进而扩大到以“占卜术”来预示吉凶祸福？这是一个较难弄清的问题。不过我们可以从土观?罗桑却季尼玛所著的（土观宗派源流）一书中找到一点眉目。该书所载：在止贡赞普时代，就“从克什米尔、勃律、象雄等三地请来三位本教徒。……其中一人以色线、神言、活血等作占卜，以决祸福休咎”。这至少可以说明，早在吐蕃的“上丁二王”时期，这种占卜术已经盛行了。
由于征兆和占卜术已成为藏族先民一切行为的准则和指南，于是人们在各种生产劳动、生活安排、人生礼仪、争论斗殴、出行交往，大至部落大事如部落酋长的选定（到了吐蕃时期还包括王妃、大伦、武将的任命）、部落之间的战与和，小至家庭、个人的婚丧嫁娶、迁徙、运行等各个方面，皆无不取决于征兆和占卜，换句话说，就是一切都得仰仗神灵来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。
其实，无论是征兆或是占卜术，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，而求卜者又都是带有求吉兆的心理和避凶化吉的愿望而来的，所以一旦遇上结果是凶兆，这对求卜者来说，便是一个莫大的打击。对此，那些主持征兆和占卜的藏族巫师，往往会采取两种办法来处理：一是由于求卜者对“凶兆”总是或多或少有点半信半疑，想继续再进行占卜，希望能意外地获得吉兆，这时藏族巫师就常常会顺从其意，给予重新占卜。不过重卜，也是有所限制的，那就是“占卜不过三”。这种“占卜不过三”的限制，也并非藏族巫师所独有，在其他民族的占卜术中也有类似的情况：如汉族的《论语?知识》就有这种“占卜不过三”的记载：“乃卜三龟，三龟皆吉。”至于（尚书?洪范）中的“三人占，则从二人之吉”，更是属于少数服从多数，完全是顺从求卜者的“美好的意愿”在进行占卜了。
不过重新再为求卜者进行占卜这种情况，在藏区还不太普遍。据四川省阿坝地区的调查材料来看，绝大多数的凶兆，都可以由藏族巫师来进行禳解。关于这种禳解以“避凶”的方法由来已久，在较为接近藏族原始宗教时代的本教，在其经典《九乘）中的“卡辛乘”，就说本教有“三百六十种禳拔法”可以消灾解难。另外我们在《敦煌古藏文写卷P.T.1047》。的《吐蕃羊骨卜辞》中，还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：
99.去某地不再回，念本经，吉。
138.妖魔来害，念本经攘灾相悦。
142.妇女……向精灵和妖魔念本经，受益。
这里《敦煌古藏文写卷》的《吐蕃羊骨卜辞》所说，是公元7―8世纪的事。这时的本教已在吐蕃王朝取得了“凡二十六代赞普，均以本教治理朝政”的地位，本教巫师很自然地在当时藏族群众心目中的威信是相当高的，因而一切凶兆也就只有请本教巫师来“念本经”进行禳解了。（敦煌古藏文写卷）中的《羊骨卜辞》正好为我们证实了这样一点：凶兆是可能禳解的。
由于巫师被人们视为神的代言人，于是巫师也就同他们在进行其他宗教仪式一样，常常会自觉和不自觉地以“神灵附体”的状态，出现在求卜者的面前。常霞青先生在《论西藏本教的类属》一文中举了一个例子：“本波在昏迷和半昏迷状态下，宣布占卜的结果。这种昏迷状态被认为本波在精灵附体下，代神所言。”另外，在《格萨尔王传》的《霍岭之战》分部本中，霍尔国首领白帐王在得到老鸹报信后，知道格萨尔远征雅尔康魔国未回，欲夺珠牡（格萨尔王妃）为妻，准备出兵攻打岭国，令女巫冬郭为其占卜，以卜此次出兵是否胜利。《史诗》在冬郭进行占卜时，也有这种“神灵附体”的描写。
这种禳拔（或禳解）毕竟是唯心的，它不可能客观地反映事物本身，因此也和征兆、占卜术一样，是带有偶然性的，所以也会有“不灵”的时候，例如前面我们提到的《敦煌古藏文写卷P.T.1047》的《吐蕃羊骨卜辞》中的引例就说：“厉鬼与魔如钉撅不走，行本教仪轨，仍不离去……”这就可资说明禳拔也并不能完全使人逢凶化吉。不过，藏族巫师也自有其对这种禳拔仪式失灵的解释，他们会说这是“天意”，或者说这是“本人或其父母，乃至祖辈造孽深重”所致。这样藏族巫师也就可以自圆其说，求卜的信众自然也就深信不疑了。
藏族先民的这种征兆和占卜术，既具有本身的民族特色，其类别也是复杂而多样的